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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修辞学》第一章思考与练习（3）。
题目内容：从你所熟悉的成语、谚语、歇后语中考察中国人的修辞观念。
成语：一言九鼎、一言兴邦、言为心声、心口如一、由衷之言、肺腑之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言多必失等；
谚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着矮人不说矮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有理走遍天下；打开天窗说亮话等；
歇后语：胸口放磨盘——推心置腹；对着烟囱喊叫——说直话；嘴巴上载竹筒——说直话；石头开口——说实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肚脐眼打电话——心腹之言；怀里揣琵琶——往心里弹（谈）等。
理解阐述：
（一）成语：一言九鼎、一言兴邦、言为心声、心口如一、由衷之言、肺腑之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言多必失等；
这组所列举关于“言”的成语，重在强调为人“言”的重要，也即强调了与人言之“修辞”的必要性。 “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人得以生存的根本世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当以人之信誉，甚至邦国命运为前提之下的“修辞”，自然有了份量。“一言九鼎”恐怕是汉语中最“重”的话了。为了实现其“不可移性”，必然在此之前要慎之又慎地“言出”。与之相类似的当有一种速度媲美的“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轻易不可出口，出口之言必然要在心中“修之又修”的。否则，心生悔意也要努力践行。随之也有要断人悔意的出言提醒——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势必难收的，这几乎是一样的修辞观念而贯之的。小到为老婆的一句哄孩子的话而杀猪的曾子，大到携带和氏璧入秦后履行对赵王承诺的蔺相如。都能体现出了对“信为人言”的最好诠释。
而说话人的身份往往又决定着其言语的要求和效果。所谓“君无戏言”就是对站在最高统治地位的约束。而“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足可见其“言”之效果对“言”的要求。此文出自《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 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 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样的结果当然也是由“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样的态度决定的。自古专制一言“丧邦”者举不胜举。文革亦算其中吧。而如邓小平那样一句“实事求是”而“兴邦”者实在不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是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的首要之事。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
“言为心声、心口如一、由衷之言、肺腑之言”，当以修辞的一个基本标准。这是我国对于言辞表达的一个基本要求“修辞立其诚”的具体诠释。这与西方的人文学派的理论也是相契合的。洪堡特在谈到语义结构时，强调“语言形式不是来自外部交流的需要，而是来自内部认知的需要；不是外部的物质形式，即由发音器官动作产生形式上有组织的物理实体（语音体系及其所表现的语法形式、词源形式），而是把发生的语音提高到表现思想水平的那种精神活动中永恒不变的职能，那种精神活动中固定、单一的东西，”而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现象，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公众认同的修辞观念才得以产生，成就了中国诸子百家理论的辉煌时代。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适度”，不只是中国特有的“中庸”之道使然，更有对于语言修辞分寸的把握。“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言多必失”则是一种反而的例证。当然“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也许是出于多种原因，但对于言语者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状态。而对于倾听交流者来说，会形成一种错误的交际结果（也许这种结果是言说者的刻意设计，也许这种结果是倾听者所临时的需求）。
而“言多必失”则是修辞过度的一个结果呈现。此处的“言多”定然是应该“言”之外的，也可以说是“不必之言”，这样的“言”既然没有了实际的表达需要，那么所起的作用肯定是相反的。如果一直在起下面作用，就说明并非“多”言。这就是孔子所提倡“辞达”，反对“质胜文”和“文胜质”，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要义所在。
（二）谚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着矮人不说矮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有理走遍天下；打开天窗说亮话等；
这组谚语体现了中国人根据交际对象而进行修辞的一个准则。对象，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把握对象”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个基本原则。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一种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坦诚，也应该是根据说话对象的：“真人”方可以“不假”而对，与之相应的是“假人面前不说真话”。这样的前提是你有了判断“真人”和“假人”的能力。当然也有“真人面前不说真话”——过度设防的心理造成的；或者“假人面前忘说假话”——太过纯真，不会说假话的。与其相对的中国传统交际语言中还有这样的观点：“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经有一个说话原则“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又是一种言语的策略，其中的个性与智慧，当是七十过后的“随心所欲”之境界方能达到的。
交际对象的重要性，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俗话说“当着矮人不说矮话”不看对象说话是许多笑话的嘲讽对象。书中对此句有例：一秀才买柴。曰：“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曰：“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担而去了。（明赵南星《笑赞》）私下里认为此例实在是好，对象的重要性也实在是好。只是不明白为何此理举此例。“当着矮人不说矮话”中的“矮”是否应该是理解为“有所欠缺、残缺”的意思。即有不可揭短的意思。若将“高矮”理解为才学上的，是否也可理解为寻找一种平等对话的标准，照此说的话，觉得此例所说明的应该是“当着矮人应说矮话”。秀才闹笑话的原因就是了根本没有顾及荷薪者的“语言”系统。这个例证倒是能与“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样的谚语有所联系的。而对一个面部有些麻子或斑点的男女青年说：“您的点子真多，真好，全是金点子！”其交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了。在《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中有这样一个片断：鸳鸯大骂嫂子，她嫂子指责说：“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语说得好：‘当着矮人，别说矮话。’姑娘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人家脸上怎么过的去？”这二位姑娘指平儿和袭人，正好都是“小老婆”。鸳鸯说：“他见我骂了他，他臊了，没的盖脸，又拿话调唆你们两个，幸亏你们两个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这个空儿来！”——这也是本书中的一例，是为了说明“个人联想意义”的。而恰恰例证了这“矮人”修辞，鸳鸯嫂子是极懂修辞的呢！鸳鸯是没有“当着矮人说矮话”的心理的，但是她嫂子却及时地用上这样的一个修辞例证来试图孤立鸳鸯。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遵循的是修辞的对象原则，当然也可以“见鬼不说话”。根据交际对象选择说话内容与方式确实是语言效果的重要保证。“见人若说鬼话”实在是对“人”的一种侮辱。“见鬼说人话”是一种比“对牛弹琴”还蠢的选择。“人话”和“鬼话”是交际得以实施的一种“密码”。而与人谈人话，也即“与可与之言者言”是一种非常智慧非常愉悦的交流，往往这样的人或是能给你“胜读十年书”的教诲，或是能给你“教学相长”的启迪，前提为“人”，就不应错过。
书中有例：《论语·卫灵公》：“可与言者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者而与之言，失言。”《孟子·尽心上》：“夹贵而问，夹贤而问，夹长而问，夹有勋而问，夹故而问，皆所不答也。”然而对于“不可与之言者”，何必浪费自己的精力呢。因为你根本找不到与之言的方法和策略，也就是说你是无法“修辞”的。当然更多的人是很难做到“皆所不答也”这样的潇洒的。我们常常不得不答贵、答贤、答长、答勋、答故，无论是其故意“夹之”还是实质显之，此时若没有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技巧，那还真的要放弃的。因为由此派生出来的应该是“见贵说贵话，见贤说贤话，见长说长话，见勋说勋话，见故说故话”，就这样“见X说X话”地N声“修辞”下去，你自然就深谙其道了。
所谓“对象迫使你承认他的存在”！书中也列举了毛泽东、鲁迅都重视语言对象问题的事例。记得四五年前，自己常常跟学生谈到写作要有“对象感”。不意在此得到理论的支持。算是一番小小的窃喜。
“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当然是指“公认之理”，而说话的对象也就是群体性的。群体的大小决定着“天下”之大小。语言极具民族性，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其“理”也是相对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也是一种坦言的交际准则，类似于“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只是对象未必是“真人”，更多的是指交际过程的直接性。
（三）歇后语：胸口放磨盘——推心置腹；对着烟囱喊叫——说直话；嘴巴上载竹筒——说直话；石头开口——说实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肚脐眼打电话——心腹之言；怀里揣琵琶——往心里弹（谈）等。
这一组歇后语所呈现的是言语交际的一种策略，一种较能提高交际成效的状态。除“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一反例之外，其他都要求将语言与思想直接链接，实现真正的“言为心声”的一种“修辞立其诚”基本准则。仔细品味其中还是略有区别的。
“胸口放磨盘——推心置腹、肚脐眼打电话——心腹之言、怀里揣琵琶——往心里弹（谈）”这三句体现了一种交际心理学。说话说到人的“心坎里”，往往其交际的成功率大大提高。此处的“心”往往是说话人针对倾听者的心理而进行的一番分析。“推心置腹”中坦诚交流是建立在一定的换位思考上的。更多在解决一些矛盾和协作关系上的沟通。“心腹之言”是建立在一定的信任基础上的，给予一些自我认为良好的建议。而“往心里谈”则更多的建立在体谅和理解基础上，打开某些心结的交谈中颇为实用。总之，在进入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修辞，是要建立在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上的。
“对着烟囱喊叫——说直话；嘴巴上载竹筒——说直话；石头开口——说实话；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则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个性修辞观念。虽然也会是某些交际场合或时机中的一种要求状态（比如：公司策划，公安审判，情感表白等），但这一组词语中的言语方式显然更是性格比较率直的人的一种言语常态。体现了“实话实说”的直接性，给人的交际印象是：值得信任。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样的人能迅速得到交际群体的一种信任。大大提升交际效果，所谓“言不信者，行不果。”当然，“直话”和“实话”也是有区别的。“直话”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作为基础，“实话”往往也需要一种修辞策略与智慧。《皇帝的新装》中显然表达了世间对于“直话”和“实话”的渴求，对于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而中国人，即使在所谓“直话”和“实话”过程中，还是有所迂回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使然。否则如书中所举的笑话《宋卫策·卫人迎新妇》中的新妇，虽然说的都是“直话”“实话”，也难免要成为笑谈。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这组词句中的特殊反例，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应付”。一种“心外”的言语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言语行为，但却是一种应对的策略行为。比如孩子面对压力下的阅读行为，常常被我们评价为“小和尚念经”。这种敷衍也是一种修辞行为——寻找一些根本不用入心的言辞来掩饰自我心思的游离状态。
总之，这些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修辞观念是要结合实际交际对象、根据交际环境及主体个性来细致分析的。“修辞”，其“修”即为调整。调整好自己的语言，使它恰好地传达出自我的意思，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日常的衣食住行一样的不可或缺，甚至远无衣食住行那样被我们所察觉。然而它早已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生长的一部分。“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修辞行为。成语，相对集中地凝聚着汉民族的哲学思维结晶；谚语，更多地来自民间的一种实践行为指导；歇后语，体现了中国人修辞中一种委婉的品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8-20 19:30: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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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9 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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